有一天，厨师给毛主席做饭，不小心盐放多了。毛主席吃了一口，问厨师:“师傅贵姓？”站在一旁的韩阿富听到这话，以为是毛主席要夸奖他，便忙不迭的说：“毛主席，我姓韩。”听到这话，毛主席笑眯眯地看着他：“你姓韩啊，我还以为你姓咸咧。”
中南海的厨房，没有市井的喧嚣，却藏着最朴素的烟火气。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一天，厨师韩阿富端上一盘刚炒好的家常菜，心里却捏着一把汗。毛主席拿起筷子尝了一口，眉头轻轻动了动，抬头看向站在一旁的他，笑着问：“师傅贵姓？”韩阿富以为是自己做得合口味，要被夸奖，连忙上前一步回话：“毛主席，我姓韩。”毛主席眼里带着几分逗趣，慢悠悠说道：“你姓韩啊，我还以为你姓咸咧。”屋里的工作人员没憋住笑出了声，韩阿富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，悬着的心却彻底落了地——他忽然明白，这里和他过去待过的任何地方都不一样。
就是这个被毛主席调侃“姓咸”的厨师，在中南海的灶台前一守就是23年。1976年9月8日夜里，中南海的走廊异常寂静，连灯光都显得格外沉重。韩阿富守在厨房里，四个汤盅在文火上煨着，分别是椰子鸡汤、清炖牛腱、鲫鱼豆腐和剁椒鱼头，都是毛主席爱吃的菜。他每隔几分钟就会起身，轻轻掀开盖子撇去浮沫，再把火头调到最小，小心翼翼地保着汤水始终温热，仿佛在等那个熟悉的身影推门进来。
此前，保健医生已经私下跟他交了底，说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很不乐观，可韩阿富心里始终不肯接受。他从事厨多年，早已习惯了深夜里，那个操劳了一天的身影揉着眼睛走进厨房，用带着湖南腔的语气问他：“韩师傅，今晚有什么好吃的？”天快亮时，走廊里传来压抑的哭声，韩阿富手里的汤勺攥得发白，指节都泛了青。这个在灶台前沉稳了一辈子的老人，六十多岁的年纪，竟蹲在灶台边，哭得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——他知道，那个会调侃他“姓咸”的人，再也不会来问他吃什么了。
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个把后半辈子都献给中南海厨房的人，1954年刚到北京时，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逃回杭州。那一年开春，北京的旱风卷着沙尘，刮得人睁不开眼睛，空气里满是干燥的土腥味。韩阿富被从杭州紧急调往北京，对外只说是工作需要，没人告诉他具体要做什么，直到进了中南海他才知道，自己要负责领导人的饮食，而他的编制落在公安系统，身份是公安干警，一言一行都要遵守严格的纪律。
韩阿富是地道的江南人，1914年出生在杭州一个普通家庭，15岁就迫于生计，在杭州的小酒馆里当学徒。那时候当学徒，既要伺候师傅，又要苦练手艺，刀工、火候、调味，每一样都要反复琢磨，稍有不慎就会挨骂。凭着一股韧劲，韩阿富练就了一身好厨艺，后来进入西湖边有名的楼外楼饭店，凭着精湛的手艺，在杭州餐饮界渐渐有了名气，成了小有名气的厨师。
可进了中南海，一套严格的纪律让他浑身不自在，压得喘不过气。在这里，不能随意和家人通信，哪怕是给家里写一封平安信，也要经过层层审查，不能提任何工作相关的内容；不能随意外出，哪怕是想买点生活用品，也要提前报备，由专人陪同前往；就连采购食材，都要提前列好清单，经过多道审批，再由警卫人员陪同去指定地点采购，半点不能马虎。
这样的生活，和他在杭州时的自在日子天差地别。没过多久，趁着探亲假，韩阿富偷偷跑回了杭州，铁了心不肯再返京。他觉得，自己就是个做饭的厨子，没必要被这么多规矩束缚，更不想一辈子困在中南海里。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局长曲琪玉得知后，专程找到他，拍着桌子劈头盖脸训了一顿：“韩阿富，你以为这是普通的做饭差事？这是革命工作！战场上的战士不能当逃兵，你这份工作，同样不能当逃兵！”
曲琪玉的话，像一记警钟，敲醒了韩阿富。他静下心来琢磨，自己既然被选中，就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，革命工作不分高低，做饭也是为国家出力。最终，他咬了咬牙，收拾好简单的行李，再次坐上了北上的火车，这一次，他没有再想着逃跑，而是下定决心，好好把这份工作做好。
回到中南海没多久，就发生了放盐放多的那件事。那天，他炒了一道江南家常菜，一时疏忽，盐放得重了些。菜端上去后，毛主席只动了一筷子就放下了，韩阿富站在一旁，手心里全是汗，脑子里不停闪过旧社会的画面——那时候，厨子要是惹恼了东家，轻则挨骂，重则挨鞭子，甚至会被赶出家门。他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，生怕自己做错事被处罚。
可他没想到，毛主席没有生气，反而笑着问他姓什么，还用一句调侃化解了他的尴尬。那一刻，韩阿富心里的紧张彻底消散了，他忽然明白，这里没有东家与厨子的尊卑之分，只有同志间的平等与亲切。从那以后，他放下了心里的顾虑，一门心思扑在做饭上，总想把每一道菜都做好，让毛主席吃得舒心。
真正让韩阿富明白“怎么干活”的，是另一件小事。有一回，他费了不少心思做了一只烧鸡，为了让卖相好看，显得精致，他特地把鸡头、鸡爪全剁掉了，只留下中间的鸡肉，摆得整整齐齐端了上去。可毛主席看着盘子，皱了皱眉头，随口开了句玩笑：“这鸡怎么没头没脚的，是不是韩师傅在厨房偷吃了？”
这话听着是玩笑，韩阿富却放在了心里，事后反复琢磨，终于明白了其中的深意。那是60年代初，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，物资匮乏，老百姓连温饱都成问题，鸡头、鸡爪虽然不起眼，却是老百姓难得的口粮，剁掉扔掉，就是糟蹋粮食。从那以后，韩阿富的案板上再也没有出现过“废料”：鱼头留着熬汤，汤色奶白鲜香；鸡骨、鱼刺收起来，炸酥后当成小菜；就连剩下的菜叶子，也会洗净切碎，做成咸菜或者拌在面里，一点都不浪费。
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，粮食和副食品都十分紧张，中南海的伙食账管得比什么都严，每一笔开销都要记录在案，半点不能马虎。韩阿富给自己定下了“三不”规矩：不吃肉、不吃蛋、吃粮不超定量。他看着账本上那点可怜的粮食额度，心里又急又疼，天天琢磨着怎么让素菜变得有滋味，让毛主席能吃得顺口些。
有一回，他通过特殊渠道，好不容易弄到一点猪肉，特意做了一碗米粉蒸肉。第一顿端上去，毛主席吃得干干净净，韩阿富心里稍稍松了口气，想着下次多放几块肉，让毛主席吃得更尽兴。第二顿，他多加了几块肉，可没过多久，护士长吴旭君就过来传话，说毛主席觉得他有点小气，舍不得放肉。
韩阿富心里觉得冤枉，他不是舍不得，是想着节省一点，能多吃几顿。可他没辩解，咬了咬牙，第三顿的时候，狠狠心在碗底铺了二十多块肉。这一次，毛主席吃得很满意，还笑着夸了他几句。后来，韩阿富跟老战友说起这事，还忍不住摇头：“那时候哪是馋那几块肉啊，是馋那股子老百姓灶台上的烟火气，想着让毛主席也能尝到家常的味道。”
韩阿富在中南海待了23年，见过很多外人不知道的细节，其中最让他难忘的，就是毛主席的节俭。那时候，只要不是正式的国事宴请，毛主席请客从来都是自己掏腰包，从不花公家的钱。大年初一招待党外人士，餐桌上也只有一碗肉末挂面，简单却实在；外宾来访，伙食标准严格按照规定来，伙食费一笔一笔算得明明白白，小数点都不差，每一笔账目都清白可查。
除了做饭，韩阿富还有一件事从不敢怠慢，就是剩饭剩菜的处理。在他看来，粮食是最金贵的东西，哪怕是碟子底剩下的一点菜汤，都不许随便倒掉，第二天热一热，照样端上去；有一回，厨房里剩了一碗米饭，隔了一夜变得有些发硬，韩阿富觉得口感不好，本想倒掉，却被保健医生拦住了：“这是粮食，不能浪费，加水煮成稀饭，照样能吃。”
后来，那碗发硬的米饭被煮成了稀饭，毛主席吃得干干净净，没有一丝嫌弃。这种近乎刻板的节俭，在旁人看来或许不好理解，但韩阿富在灶台边待得越久，就越清楚，这不是抠门，是刻在骨子里对粮食的敬畏，是毛主席从湘江边上带出来的庄稼人本色——他吃过苦，知道粮食来之不易，更懂得珍惜每一粒米、每一口饭。
1977年，韩阿富正式退休，没有留在中南海，而是回到了北京南长街，在泽园酒家当业务指导，把自己一辈子练就的厨艺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厨师。老战友们聚会的时候，他总要亲自下厨，做一道红烧肉，这道菜不放一滴酱油，全靠红糖慢慢炒出糖色，色泽红亮，肥而不腻。
这是他跟了半辈子的菜，也是毛主席最爱吃的菜。每次炉火燃起，看着锅里翻滚的红烧肉，韩阿富就会恍惚，仿佛又回到了中南海那间不大的厨房里，灯光昏黄，他守在灶台前，等着那个忙完通宵工作的身影，揉着眼睛走进来，笑着问他：“韩师傅，今晚有什么好吃的？”
这个从杭州来的厨子，曾经差点当“逃兵”，却最终在中南海的灶台前，坚守了23年。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只是用一把菜刀、一口炒锅，日复一日地做好每一顿饭，见证了毛主席最朴素的生活底色——这份底色，不是写在文件里的口号，不是挂在嘴边的话语，而是藏在一日三餐里，藏在每一粒米、每一口菜里，平凡而又伟大。
韩阿富的一生，没有波澜壮阔，却足够动人。他用23年的坚守，诠释了什么是责任与担当，也用一双巧手，留住了中南海里最温暖的烟火气。直到晚年，他回忆起在中南海的日子，依旧满脸怀念，他说：“能给毛主席做饭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幸，我这辈子，没白活。”
参考资料
1.《毛主席的炊事员韩阿富：灶台前的23年坚守》（人民网，2019年9月发
2.《中南海伙食往事》（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15年版）
3.《韩阿富口述回忆》（收录于《浙江文史资料·杭州卷》，2010年编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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